17元钱，枪炮与玫瑰乐队（Guns N' Roses）的《Use Your Illution I》的磁带价格。那是1993年，我读初2，17块意味着半个月的零花钱。又凑了半个月钱，才买了《UseYour Illution II》。大约两个月内，我的耳朵里全是Axl·Rose尖利的嗓音和Slash炫技的吉他。
我模仿Axl的嗓音，尝试着在Don't Cry的末尾拖出持续一分多钟的尾音，每每以失败告终，于是就认定自己没有唱歌的天分。这个意见在2001年第一次被迫K歌后发生逆转，唱到第三首歌时，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嗓音并不是如所想的那般不堪，于是迅速变成了一个“麦霸”。我貌似是一个高音嗓子，虽然音质不够厚，但音准不错。在此特别感谢Axl、Kurt（涅槃乐队的主唱，后来自杀）、Pavarotti们，是听你们的歌让我多少接受了一下艺术的熏陶。
2005年，北京的一间KTV，我意外找到了这首久违的Don't Cry，试着K了一下，居然拖了一大半，欣喜若狂。
关于枪花的另外一个爱好就是November Rain，金属加交响乐搭配，这首曲子带给我的沉重后来在Metallica的著名单曲Nothing Else Matters的交响乐混音版里也感受到了。为这首歌我还留下一个习惯，每年11月都是我最忧伤的时期——这个月的雨冷得不极端，但是很纯粹，尤其在四川阴冷潮湿的环境下。今年也是，遇到了太多事，强迫我停止思考，诱使我堕入虚无。
大学本科时，我沉溺于摇滚乐的火与冰之间难以自拔。走在街头，女朋友曾问过这样一句话：“你要我，还是要音乐？”我这人的坏习惯就是很难说出唯心的、或拿不准的话，我那时沉默了，她也沉默了……事实上，后来还是选择了她，为了她放弃参加自己亲手组建起来的乐队，仅挂了个经纪人的牌子，毕竟那些人是我拉齐的。有一阵，她和乐队成员的关系很紧张，音乐在和她抢男友。再后来，我们还是分了，不是因为摇滚，而是它带给人的一种难以遏制的叛逆及理想主义。最终，我选择了她作永恒的回忆，选择了音乐成为终身的朋友。人生其实可以很戏剧。
乐队四个人也分为两派，Metal迷和Grunge迷，风格大相径庭，这是头疼问题。枪花和涅槃长期不合，甚至各自的膜拜者们见了面还会打架。由于本文的主题是枪花，因此要对Kurt迷说抱歉了。说实话，我相对喜欢涅槃的音乐，更真诚。
“枪花”的歌迷来看你演出时，你会有什么感觉？
柯特：噢，当我们在波特兰为反对9号法案演出时，我说了些关于“枪花”的话。不是下流话——我说：“现在是我们的下一首歌《我的亲密宝贝》（Sweet Child o’mine，“枪花”的成名曲）。有些孩子跳上台说：“嗨，哥们儿，‘枪花’玩的音乐很牛，‘涅槃’的音乐也很牛，让我们友好相处并把事干好吧，哥们儿！”我气得要命，但还是说：“不，孩子，你错了。那帮人整个是搞性别歧视的傻瓜。我们来这儿演出的原因是反对反同性恋者作小规模演出。那家伙是他妈的性别歧视者、种族主义者和反同性恋者，你不能够脚踏两只船。我很遗憾作了如此划分，但这是你不能拒绝的。此外，他们写不出好音乐。”（笑）
我就是“那个孩子”，能容忍两种不同的音乐，家里也都有枪花和涅槃所有的专辑。但那个学校里玩摇滚的人实在有限，无法组建第二只乐队以区分风格。咱们的哥们不打架，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观：排练或演出时，Don't Cry的下一曲就是涅槃的Smells Like Teen Spirit，而下一场演奏会就换顺序，照顾大家情绪。
最后听的一张枪花专辑是93年出的《The Spaghett Incident》，不过全是翻唱歌曲，所以《Use Your Illution》就是他最后的一张原创专辑。可以理解，人老色衰，功成名就，摇滚乐是需要激情的。Axl毕竟不是David·Bowie这种常青树，他玩得太极端，人难以一辈子都活在疯狂的创作生活里。在这里顺便讲述自己的一点经历，个人认为濒临绝望是最好的创作、思考状态，可惜我大一的时候只经历了一个学期，随后就被女友“拯救”了。这种状态无异于在刀锋上行走。
以为Axl这老家伙正在巴哈马晒太阳的时候，他突然又杀回来了，给了我一个惊喜的礼物。介绍他回来的是秦刚，也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2008年11月25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
问：美国一个乐队“枪与玫瑰”发行了一张名为《中国民猪（Chinese Democracy）》的新专辑，中方对此有何反应？
答：据我了解，很多人不喜欢这类音乐，因为它太嘈杂，噪音太大。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
OK，我不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但美国6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主角们现在应该年近七旬。秦刚是清廉的，因为他肯定没有一个美国老爹，否则他老爹一定会盛怒之下拿着Mick·Jagger（滚石乐队主唱，嬉皮士运动的象征之一）的专辑和小马丁·路德·金的画像把秦刚砸得头破血流。60年代那帮曾经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美国人，创造了今日美国在精神领域的遥遥领先。梦想，是理想主义者们的奢侈品。之前有John·Lennon（甲壳虫乐队核心）的Imagion，才会有后来的奥巴马。
不习惯与不懂音乐者谈论音乐，我想这是一种亵渎。不愿与“懂政治者”谈论“政治”，我想这是一种忌讳。
我想我现在听不听这张新专辑都无所谓，Axl们给我的启蒙早已完成。它的存在只是一个图腾，有人敬畏，有人厌恶。至于我，把中国Democracy吃下去，然后让大肠把它变成一陀屎，一半送秦刚，一半送Axl。
——谨以此文向Axl·Rose致敬！
附：专辑部分歌词
Even with an iron fist
即使你有铁拳
Our baby got to rule the nation
总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们会领导这个国家
But all I got is precious time
只是我的代价是宝贵的时间
You think you got it all locked up inside
你以为你把他们都抓起来关在里面
And if you beat them all up they'll die
你以为你拷打他们，他们就会死
Then you'll walk them home for the cells
你以为你用牢房控制了他们
Then now you'll dig for your road back to hell
你只是在给自己挖一条通往地狱的道路
As if your eyes were their eyes you can tell
你用他们的眼睛看看你自己
In your lack of time
你的时间不多了
我这人有个怪癖，同情弱者，而且是同情被大多数人视为大逆不道的人。
这半年来，我先后同情过DLLM、莎朗史通、韩寒、范跑跑……
我不惮以最恶毒的恶意来揣测，有相当多的国人垂涎经过36天折磨后的朱坚强仅剩的精肉滋味，不过朱坚强毕竟没有被宰来炖了，也就被排除在我同情的范围之外一点点。
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原来很简单，那就是创造一个名词，大家都知道意思，但就是你没想把它写出来过。信息不对称，就是指你知道的我不知道，因此在判断上难免偏颇。偏颇如果造成伤害，那就是利用他人的无知给他人造成伤害——诈骗（同样适用于学生补考）。
当我在西藏问题、西方“排华”等诸多细节问题上有疑义，有不了解的地方而难以作出判断时，我会本能地保持一种保守倾向，不愿随大流，而更愿意相信证据与逻辑。
我相信，知道自己不知道是一种美德。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请相信我鄙视所谓的“普世价值”。其一，我没有“普过世”；其二，当某个东西成型而又无法改变时，只有死亡和它属性一致。我怀疑，以此证明我还活着。
浪费了太多精力阐发我的语境前提，请恕我不能，也不愿意与大多数朋友讨论我同情上述人的理由。这里也不是地方，太和谐了。
我同情某个地方的黑社会。据说那里的黑社会拿斧头和煤气罐冲击一些“不该”冲击的地方。
原因一：黑社会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大多通过香港警匪片懵懂知晓了“黑社会”一词，70后通过发哥的《上海滩》、80后通过华哥的《无间道》，衷心希望90后的“黑社会”启蒙不是春哥的《古惑仔》。黑社会到底是什么？估计把这些片子全看了也难以给出答案，尤其是可以成为法条的定义——这可是给黑社会定罪的基本。
原因二：中国黑社会是有悠久历史的，很多“黑社会”后来都变成了“白社会”。古代史，秦朝后期的陈胜、吴起就是暴民，是那个年代的黑社会；现代史，上海的青红帮还能为蒋委员长的崛起而努力；文学，金庸小说里的郭靖、黄蓉那就是黑社会，还发生过黑社会挟持官员要挟的事情（郭靖要挟襄阳守城官）。成王败寇，胜利了的“黑社会”头目通常被众兄弟们称为“皇上”。
建议各位稍微有历史观的看官首先排除对“黑社会”的本能抵制，至少保持中立，这样才能忍受我后面的内容。
原因三：黑社会的存在是因为不宽容。除非心理极度阴暗，否则谁也不愿意在黑暗的角落里蹲着。你不让我骚，我就闷骚；你不让我搞，我就恶搞。这和治水的道理一样，没有合适的疏导渠道，江河水总会找到其他排泄口，闹大了那就是决堤，反正就跟大便一样，不泄不行。
被白社会所敌视、排斥的那比分自然就成了黑社会。台面上的社会政治必然有所利益倾向，在这个利益之外的部分就是黑暗，这也就是“有光明就必然有黑暗”的社会政治投影。
国人素来有一种居委会老太太的遗传基因，喜欢将一部分人弄成二等公民，以显示自己根正苗红。但是，恰恰是这种所谓的体制内优越感，将本身处于社会政治弱势地位的“体制外”逼到一起成立集体保护自身。
在一个宽容的社会，“光明”没有那么强烈，“黑暗”也就必定隐晦，不会导致强烈的社会冲突。一个焦躁态的社会要想平稳下来，必须尽力减缓族群冲突、阶层冲突，极少人愿意反社会、反人类，那多半都是被逼出来的，连砍6个警察的那个上海哥们就是以一种极端的行为主义提醒人们要宽容。
原因四：组成黑社会的都是人。是个人，那都有人权。我们这里的国家习惯把人权理解为生存权，也罢，按照这个最基本的理解。没有说打上黑社会标签的人就应该拉去开发火星，被缺氧憋死。至于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谁说死刑犯就是一定是黑社会的？同理，谁敢说某地拿起斧头往前冲的人就一定是黑社会？
原因五：黑社会没有新闻发言人，同样没有事迹报告会。他们没有办法吹牛，也没有办法申冤。
只要这些人已满18岁，或没把这些人“剥夺政治权利”，那他们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那都有宪法赋予的权利与义务，其中，就应该有表达的权利。为什么就有一些人死活不听（而且不让其他人听）黑社会想说些什么呢？这些哥们虽然大多没文化很粗俗，但至少人可能还算诚实，这个优点在近期越来越难得了。
原因六：黑社会也是条活路。说这话有三重意思。
1、连黑社会都没的混了还能怎么着？
要促进黑社会融入“和谐社会”，就得给他们提供“和谐”的生活方式。有公司开、有钱赚，谁愿意上街玩命砍人？不给人解决就业，不给活路，只知道取缔，等于把黑社会逼上绝路，这帮人的血性比普通人强吧？
2、黑社会与时俱进，早已将打砸抢烧列为“和谐社会”所禁止的内容。
80年代末，街头上百人的砍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曾经被香港电影利用，并且成功在中国大陆实现了“共振”。那年头，上街砍人就意味着你光荣地加入了很拉风滴黑社会了。这点和周星驰的《功夫》一样：“想加入斧头帮么，你杀过人没？”
貌似我了解更多的是，现在的黑社会都开房地产公司了，即使没有开，也去帮太子党开的公司搞拆迁去了。“D的钱好挣。”
吴思在《潜规则》一书里说，历史上，土匪山大王都明白这个道理，一次性抢光了，就没人再走你这条路。因此他们要想长期干，就得“坐店经营”，一次抢一半，或者干脆收保护费——性质和国家收税一样——保护你在我的地头上平安顺利。
3、用的时候称兄道弟，不用的时候出卖朋友就是垃圾。很奇怪某地的“刁民”得罪官僚，却后来被“煽动、利用”其“闹事”的“黑社会”打了顿。原因可能有两个：打人的就是黑社会，有人冒充黑社会。
第一个可能：“刁民”不满的是当地政府，黑社会打了“刁民”，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当地政府和黑社会有勾结；
第二个可能：当地政府的人冒充“黑社会”——太黑啦；围观群众觉得“刁民”太无理取闹，“行侠仗义”扁了“刁民”为当地政府出气——你信吗？
原因七：存在即合理。该反思的是白社会，请参照周星驰电影《武状元苏乞儿》中，苏乞儿与皇上的最后对话。
我发誓，某一天，我这人肯定也会同情现在还洋洋自得的某些人、某些事。
序言
“亲爱的Brutus，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注：说这句话的Cassius和Brutus皆为刺杀恺撒的主谋，后被安东尼与屋大维联军击败）
——《莎士比亚全集·裘力斯·恺撒》第一幕·第二场
第一幕：邳州数千人迎书记荣归
[星岛环球网讯] 十七大代表、江苏省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24日从北京开会返回邳州后，动员武警、护士、学生等全市各界数千人点鞭炮、放烟花、舞狮，夹道“热烈欢迎李书记载誉归来”。网民狂批他严重损害中共形象，是穿上新衣巡游的“皇帝”。对此，邳州市官员称是民众“自发参加”。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邳州市是县级贫困市，隶属苏北徐州。据悉，身兼徐州市副市长的李连玉是邳州当选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的第一位市委书记。早于10月12日，他准备赴京参加十七大前，就组织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等官员以及社会各界在当地四星级酒店举行欢送会。
官方媒体当时报道称：“彩球高悬，鼓乐喧天，写有‘热烈欢送李连玉书记赴京参加十七大’、‘李书记参加十七大是邳州163万人民的光荣’的巨幅标语格外醒目”；“少先队员们为敬爱的李书记送上了鲜花，并以诗朗颂的形式表达了对李书记的敬仰之情”。
十七大闭幕后，李连玉24下午返抵邳州，当地随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驻军、武警、警察、官员、护士、学生、农民全被动员起来。数千官员及民众夹道欢迎，有人点鞭炮、放烟花，有人舞龙舞狮，拉横额，还有乐队演奏。胸前戴着十七大名牌的李连玉在红地毯上昂首阔步，向欢迎者挥手。有年轻姑娘送上鲜花，有年老农妇送上水果，壮观之极。
李连玉“载誉归来”的照片在网上流传后，反响激烈。一名网民说：“中央领导出访的迎送规格多年前已进行了简化改革，他（李连玉）区区一个县级市市委书记，十七大归来，不踏踏实实开展工作，却竟然这样大张旗鼓，大肆扰民，十七大精神的皮毛都没学到。”
李连玉在十七大期间，曾在江苏代表团会议上激昂地发言：“全力苦干实干快干，以科学发展的新业绩，以全面小康的新速度，交上一份让组织满意、让人民满意的答卷!”邳州市委一名官员表示，欢迎活动是民众自发组织，他拒绝评论网民的反应。
第二幕：皇帝的新衣
皇帝把身上的衣服统统都脱光了。这两个骗子装做把他们刚才缝好的新衣服一件一件地交给他。他们在他的腰围那儿弄了一阵子，好像是系上一件什么东西似的：这就是后裾。皇帝在镜子面前转了转身子，扭了扭腰肢。
“上帝，这衣服多么合身啊！式样裁得多么好看啊！”大家都说。“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这真是一套贵重的衣服！”
“大家已经在外面把华盖准备好了，只等陛下一出去，就可撑起来去游行！”典礼官说。
“对，我已经穿好了，”皇帝说，“这衣服合我的身么？”于是他又在镜子面前把身子转动了一下，因为他要叫大家看出他在认真地欣赏他美丽的服装。那些将要托着后裾的内臣们，都把手在地上东摸西摸，好像他们真的在拾其后裾似的。他们开步走，手中托着空气——他们不敢让人瞧出他们实在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
这么着，皇帝就在那个富丽的华盖下游行起来了。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裾是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因为这样就会暴露自己不称职，或是太愚蠢。皇帝所有的衣服从来没有得到这样普遍的称赞。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一个小孩子最后叫出声来。
“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爸爸说。于是大家把这孩子讲的话私自低声地传播开来。
“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呀！”
“他实在是没有穿什么衣服呀！”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皇帝有点儿发抖，因为他似乎觉得老百姓所讲的话是对的。不过他自己心里却这样想：“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因此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们跟在他后面走，手中托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后裾。
——《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选段
第三幕：话语者
“当他们把魔掌伸向共产党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当他们把魔掌伸向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当他们把魔掌伸向贸易联合主义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贸易联合主义者；
当他们把魔掌伸向天主教徒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
最后，他们把魔掌伸向了我——这时，已经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马丁·尼莫拉（Martin·Niemoeller）牧师的短诗
终幕：“皇帝”——Made In China
自由原本是一种虚妄，具体到人世，只能构成为人生的一个又一个选择。生命就象一部无法存档的游戏，我们只能徘徊在不断随机生成的各种选择中。所以法国人萨特说，人生来就“不得不自由”。
选择可以是快乐的吗？可以是。但谁能确保快乐的选择后的下一个选择依然快乐，一直幸运到永远？更何况，我们更可能遇到的情况为，选择A是痛苦，选择B也是痛苦，不选择仍然痛苦。可以说，自由是在人世间建立天国最大的障碍——拥有痛苦的怎会是天国呢？
于是人们想到了减轻选择痛苦的办法——让别人代自己选择，换个难听点的说法——将自由拱手相让。由此人类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结构：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狱卒与囚犯、球星与经济人、官员与老百姓……
交出选择权的心理有两种，无意识的自然状态和有意识的非自然状态。自由、选择对无意识状态下的人是没有意义的，这就造成了鲁迅面对“九斤老太”时的无奈；自由、选择对处于有意识状态下的人是快乐或痛苦的，快乐似在无人的小路上自在地用连环屁吹着歌谣，痛苦如顶头上司用手指帮你抠鼻孔。
邳州市迎接李连玉的人里面有少先队员、护士、警察、老太太、环卫工人……这些人是在放连环屁还是被抠鼻孔，笔者无意揣测。可怜那李连玉，要么受累于群众“自发组织”的“连环屁”——被熏得七荤八素还得装作兴高采烈，要么受累于抠别人鼻孔挖出了鼻血脏了自己的手——还被一帮网络臭流氓骂作破坏党的十七大后的和谐局面。你说这冤不冤？
当我们没有加班工资却仍然在老板面前装作兴高采烈地工作时，当我们在食堂打饭一边骂饭菜质劣量少一边满脸堆笑赞小炒师傅人品菜品俱佳时，当我们骂那些春节期间半路甩客的司机同志却又不安心按秩序排队上车时……
当我们当了领导后，当我们当了食堂师傅后，当我们当了司机后……
当李连玉还是个少先队员的时候，或许写过“我把生命交给党”之类的作文歌颂他从没见过的毛主席，或许曾举着鲜花在寒风中迎接某位领导的莅临……
同样，当那些摸黑在马路上站了2个小时的少先队员长大当了县长后……
那么，问题真的在李连玉身上么？
这是一场美国整个新闻界对政府的一场总体对抗，也因此导致了全美范围内的反战潮，促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彻底结束越南战争。
此案围绕着是否公开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争议，展开了紧张、快速而几度反复的司法较量。这一案子的实质是，面临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的两难处境，报纸和政府之间应该怎样分割权力，服从怎样的游戏规则。对于我们来说，饶有意味的是，当年的报纸从业人员，记者编辑和发行者们，是根据什么信念，坚持要发表政府规定的秘密文件；而联邦司法分支的法官们，直到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又是根据什么法律观念和逻辑，最终做出对报纸有利的判决。这场官司很有美国特色，这些关键的理念和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的意义。
五角大楼文件
说到五角大楼文件，不能不说到六十年代涉入越南战争最深的一个人，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从肯尼迪到约翰逊，麦克纳马拉参与了美国这一时期越南战争政策制定的全过程。然而从1967年开始，麦克纳马拉对越南战争的激情开始消退。但是，美国的战争机器已经在他自己先前的参与推动下高速运转，想让它停下，一时也做不到。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想全面地检讨当前的政策到底是怎样形成和演变过来的。他没有经过总统和国务卿，就在自己管辖的国防部内，搞了一个“越战历史专题组”。
麦克纳马拉要这个专题组全面地收集美国几十年来对越南和印度支那政策的资料，分类编辑汇总，要求“包罗万象并且客观”。这个工作最终动员了几十个优秀工作人员，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直到1969年6月，越战历史专题组才搞出了它的最终报告，总共7000页的文件，汇编成洋洋大观的47卷。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越战历史文件。对于反战的人来说，这套由国防部自己编纂的文件所展示的美国对越关系全貌，证明美国的行政部门，几十年来策划和实施了一场在道义上站不住脚的战争。
1969年6月，越战历史专题组两年的心血终于印成装订，一共只印了15套，全部编号，列为最高机密级别。两套送往国家档案馆。两套送往国务院。两套送往著名的民间智囊机构兰德公司，一套送往它在加州圣莫尼卡的总部，另一套送往它在首都华盛顿的分部。可就是这送往兰德公司的五角大楼文件，引出了后来的故事。
艾尔斯伯格
因为高度机密、流传范围极小，还因为它洋洋700页，十分枯燥，所以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真正读过的人其实寥寥无几。除了项目负责人盖尔勃以外，只有一个人是认真读了的，这个人叫丹尼尔·艾尔斯伯格。
1967年下半年，艾尔斯伯格以兰德公司雇员的身份参与了越战历史专题组的工作。共和党的尼克松当选以后，他新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要求兰德公司分析一下美国对越政策所有可能的选择。兰德公司的头头推荐了艾尔斯伯格。他为基辛格起草了一份全方位的方案清单。这份清单包括所有能够想到的方案。艾尔斯伯格本人向基辛格推销的想法是，美国必须争取通过和平谈判来结束越南问题。而基辛格把方案清单转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时，删去了其中从越南全部撤出这一方案。
艾尔斯伯格感觉，他自己的观点，像泥牛入海，无声无息。1969年春，五角大楼文件刚好完工，送到了兰德公司。于是他利用在兰德公司护送和保管五角大楼文件的机会，苦读这套文件。
以前他对越战的置疑更多集中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主要立论是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不可能成功，偏于决策衡量。现在，他的反战立场则更多地集中在这场战争对越南和美国造成的人道灾难和社会问题。他觉得自己应该有所动作。可是他能够做什么呢？直接向行政决策者发表观点，他已经做了，似乎没有用。
下一步，他很自然地想到，要向国会喊话。艾尔斯伯格准备通过联邦政府立法分支对行政分支的权力制衡，来促使政府改变对越政策。
他开始寻找国会里有可能听进他意见的人物。他的主要对象是联邦参议员J·W·富布莱特，当时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也是一个主张从越南撤军的议员。富布莱特考虑到这样做违法泄密，要负法律责任，拒绝了在国会公开这份文件的要求。国会这条路不通，下一条路就是新闻界了。
纽约时报
艾尔斯伯格找到了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的尼尔·希汉。希汉是新闻界报道越战的一个名记者。1971年春天，艾尔斯伯格交给希汉几千页五角大楼复印件。纽约时报的外交新闻编辑格林菲特和总编罗森塔尔的初步想法是，在纽约时报连续报道，每天十到十二个版面。
而纽约时报的发行人苏尔茨伯格一直到4月底才知道有这么回事。他和几位总裁副总裁一通气，首先想到的是，这批机密文件数量如此庞大，不是经官方途径而来，必须考虑以后在法庭上如何应对。
就在准备的过程中，纽约时报内部对要不要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产生了分歧和争论。
哈定·班克罗夫特是纽约时报内实际权力仅次于苏尔茨伯格的第二位人物。他认为，公开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会使美国的外交谈判代表处于不利。而副总裁J·莱斯顿坚决主张发表。最后，一直到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系列的前两天，发行人苏尔茨伯格才最终决定，搞一个连续十天的系列，每天六个版面，由著名记者希汉的文章打头，然后是选择发表的五角大楼关键文件。1971年5月13日，星期天，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载五角大楼文件。
第一个禁制令
纽约时报的五角大楼文件系列，选在星期天刊登第一期，是一种策略。因为周末政府官员都在家里，政府部门的反应就慢一拍。当然，国防部立即就警觉起来了，可是它什么也做不了。国防部不能对国内的事务随便说三道四。国防部只得通知司法部，告之利害，让司法部来对付这件事情。星期一下午，国防部给司法部送来一份关于五角大楼文件的备忘录。于是司法部立即研究是不是要采取法律行动。
星期一晚上，司法部长米歇尔给纽约时报发了一份电报。要求纽约时报停止发表这类文件，并把文件归还国防部。这一消息在纽约时报闹翻了天。一些人认为，继续发表，后果将无法预见。另一些人担心，如果停止发表，就给公众以纽约时报屈服于政府压力的印象。
这时，总编罗森塔尔坚持，发行人苏尔茨伯格才能最后作决定。苏尔茨伯格正在伦敦。电话那头苏尔茨伯格沉思良久，随即发出继续发表第三期的决定。编辑迅速地起草了一个声明，发还给司法部，并且向公众发表。声明说，纽约时报拒绝司法部长的要求，相信民众对此系列报道中的资料的知情，是符合这个国家人民的利益的。
6月15日，星期二，纽约时报发表了希汉的系列报道第三期：越南档案———研究揭示约翰逊怎样秘密开辟通向地面战争的道路。
同时，纽约时报找来耶鲁的法律教授亚历山大·比盖尔作为律师，等待上庭。法庭辩论是简短的。司法部代表指控说，这样发表国防部秘密文件，会严重伤害美国的外交关系和国家利益，所以，至少法庭应该命令纽约时报稍微延迟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等法庭进一步听证以后再决定。纽约时报代表比盖尔则反对这种说法，说这是一个经典的“预检”措施。在美国，对出版物内容作“预检”，是违法的。
法官发出了一个法庭禁制令，认为纽约时报延迟发表所可能带来的伤害，比不上继续发表秘密文件可能对美国政府造成的伤害。但是法官要求星期五上午再开庭听证。
新闻业的权利和政府的保密，两者之间如何平衡，这始终是一个问题。美国新闻制度的游戏规则是，如果媒体触犯法律，确实泄密而损害了国家利益，政府是可以起诉追求法律责任的，可是这必须是在媒体确实发表了违法泄密的东西以后。这是一种事后追诉惩罚的制度。但是政府不可以有禁止报纸发表消息的动作，即不可以搞“预检”。
纽约时报的五角大楼文件的特点是系列报道，已经发表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即将发表。司法部让法庭发布禁制令，来阻挡纽约时报继续公布政府秘密。这就相当于预检或预禁的措施。
华盛顿邮报
联邦法庭法官古尔芬的禁制令，命令纽约时报暂停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等待进一步听证。于是，1976年6月16日星期三的纽约时报，在原来要刊登第四期五角大楼文件的地方，刊登了一条新闻，大标题是：应美国政府申请，法官下令纽约时报停止刊登越战文件，等待听证。
艾尔斯伯格看到这段新闻，感到失望和愤怒。把这套政府秘密文件轰出来，他就是要造成影响，形成压力，从而迫使政府结束越南战争。然而纽约时报屈服得太容易，即使不敢公开谴责法官的命令，至少可以在报纸上开个天窗，表示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决定再找其他媒体单位。
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最受震动的，是纽约时报的竞争对手，华盛顿邮报。手里没有五角大楼文件，他们在这个竞赛中注定是要输给纽约时报了。按照报界和通讯社的规矩，各家报纸在版式排定付印的时候就要发一份给美联社。其他报纸可以从美联社取得别的报纸的样本，而不必等到报纸在印刷机上印出来。华盛顿邮报唯一可以做的是，忍辱负重，从美联社尽早取得纽约时报的样报，然后根据纽约时报发表的文件，再加上自己掌握的背景资料，“改写”成自己的报道，以满足自己的读者群对这一消息的知情需求。
这种常规做法，在外人看来也可以了。但在报业同行看来，这无异于承认自己沦为二流。这对于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同仁来说，真是奇耻大辱。可是他们又不得不这样做。就像华盛顿邮报的一位执行编辑不无夸张地形容的：“我们一边做，一边抱头痛哭。”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也搞到同样分量的文件或消息。华盛顿邮报的副总编巴迪建熟悉新闻界人事。巴迪建立即设法联系艾尔斯伯格，奇怪的是总找不到。一直到6月16日星期三晚上。巴迪建接到自称艾尔斯伯格的朋友的电话，要求巴迪建到外面找个公用电话打回去。巴迪建理解这是怕窃听。他在黑乎乎的马路上找了个投币电话打过去，在明确表示华盛顿邮报有兴趣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以后。然后，艾尔斯伯格说出了一个复杂的安排，象地下党接头一样。艾尔斯伯格要巴迪建当夜从华盛顿飞波士顿。
巴迪建立即回到报社。执行总编布莱德利那天不在，当家的是一个叫帕特森的总编。他们俩并排坐着商量，装的若无其事的样子。巴迪建问：如果我今夜弄到一捆五角大楼文件，我们会不会在星期五就发表？这时候是星期三的夜里。帕特森沉思良久，开口答道：会！去弄来！在机场，巴迪建打电话给执行总编布莱德利。他的回答是：如果华盛顿邮报不肯发表，就请他们另外找一个执行总编吧。
巴迪建半夜下了飞机，经过一段复杂的接头和转换，终于拿到了艾尔斯伯格打算给他的东西，那是一大堆复印的纸。这些纸装在一个大纸版箱里。他临时向旅馆帐台要了一根别人用来拴狗的绳子，把纸版箱好歹捆一捆。马不停蹄，打道回府。
这一天，是艾尔斯伯格转入地下生活的第12天。也就是在这一天，联邦调查局发出通知，泄漏五角大楼文件的人，叫艾尔斯伯格。
巴迪建回到华盛顿，已经是6月17日星期四的凌晨，他在机场就打电话给总编布莱德利：“东西到手了”。布莱德利非常激动，要巴迪建直接去他家。他们要讨论，怎样处理这批五角大楼文件。
华盛顿邮报面临的法律问题在于，纽约的联邦法庭已经对纽约时报发出了暂停发表的禁制令。如果华盛顿邮报坚持发表，可能被解释为对抗法律。但是反过来说，正因为有了这个禁制令，华盛顿邮报参与发表文件，就在捍卫新闻自由的抗争中，走到了前列。
第二天，星期五，华盛顿邮报发表记者罗伯茨的报道，通栏大标题是：五角大楼文件披露美国在54年企图推迟越南选举。在大标题上面是小字：系列报道第一期。
法庭较量
华盛顿邮报正在马不停蹄地准备第二期系列报道，报社里充斥着一种兴奋和担心。他们等待着司法部的行动。
星期五下午三点，华盛顿邮报执行总编布莱德利接到了司法部副部长兰奎斯特的电话。兰奎斯特的电话是传达司法部长的通知，其内容和语句一字不差地重复了几天前司法部给纽约时报的电报。布莱德利回答说，华盛顿邮报将照发不误。
只有上法庭了。法官格赛尔年轻的时候为纽约时报做过半职的通讯员，熟悉美国新闻界的情况。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克拉克请求法官，完全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新闻自由来做出决定。法官格赛尔退到他的法官室，45分钟后的8点零5分，回到法庭。法官格赛尔宣布：美国的历史支持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完全彻底的新闻自由。
司法部立即向联邦上诉法院上诉。等到上诉法院三位法官的来到，辩论在晚上9点45分开始。辩论听证进行了45分钟。法官们要决定的是，是否应该推翻法官格赛尔的裁定，让司法部有机会在下级法庭的进一步听证上证明他们的理由。
三位法官退到会议室去商议。10点43分，第一份报纸送到街头。在这期报纸上，报道了根据五角大楼文件而披露的约翰逊总统关于暂停轰炸的决策是怎样出来的。最后，夜间1点20分，三位法官2比1推翻法官格赛尔的决定，立即命令华盛顿邮报停止。
消息立即通过电话通知华盛顿邮报。可是在上诉庭耽搁的这一段时间里，已经有几千份邮报印好并送上了街头。这时候，律师立即要求上诉庭对裁决做出澄清：你们说的“立即停止发表”到底是什么意思。法官们只好马上做出澄清：既然第二期已经上街，这个命令只适用于第二期以后要发表的报道。
第二天，三位上诉庭法官为昨晚的裁决做出说明。裁决书要求法官格赛尔在下星期一主持再一次听证。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听证会上作证，用亲身经历告诉法庭，记者和编辑对“秘密”的性质做出的判断，比之政府官员对文件的分类更符合实际。真正危及国家安全的“机密”，其危险状态通常只有几个小时或者几天，过后虽然还被看作“秘密”，但是实际已不会危及国家安全了。最终法官格赛尔说：司法部可能忘记了，“公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紧密不可分割。公众的利益是要求发表这些文件的。”他还指出，和政府活动相比，“宪法第一修正案高于一切。”
司法部的代表不甘这一裁决立即冲到楼上上诉法庭。两个小时以后，上诉法庭发布一条决定，定于明日下午两点，上诉法院的全体九个法官将听取两方辩论。
与此同时，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法区上诉庭三位法官决定，纽约时报案将于星期二下午两点由上诉法院的全体八名法官听证。
就这样，美国新闻界的两大报纸，将由17位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在纽约和华盛顿两地，同时举行听证，以决定它们和政府就新闻自由与国家机密的对抗，谁胜谁负。
就在这时，波士顿邮报也得到艾尔斯伯格提供的五角大楼文件，他们也开始了刊登。此外，位于波士顿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以及其他十
几家报纸都加入了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行列。从而使得五角大楼文件一案不再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司法部的对峙，而是美国整个新闻界对政府的一场总体对抗。
最高法院
1971年6月22日星期二下午两点，在华盛顿与纽约两地，联邦上诉法院同时开庭，两地上诉法院全体法官到齐，听取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和司法部的辩论听证。
第二天，纽约上诉法庭作出了裁决。这个裁决肯定了至今仍有效的对纽约时报的禁制令。
而首都华盛顿的联邦上诉法院的九个法官，相当一致地支持下级法官格赛尔所做出的对华盛顿邮报有利的判决。6月24日星期四，纽约时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审查第二巡回法区上诉法院的裁决。几乎与此同时，司法部也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要求推翻华盛顿的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决。6月25日星期五最高法院宣布接受这两个上诉，两案并一案来做出裁定。
最高法院的听证过程虽然不经电视或电台转播，却从来就是公开的，公众不论什么身份，都可以去旁听，174个旁听席，按照先来先占的原则分配。6月26日星期六早上6点，最高法院大楼前已经排了1500个人，都想有机会进去一睹这个历史场合。最想亲眼目睹这一历史场面的人，其实是此案的始作俑者艾尔斯伯格，可是这个时候他却还不能出席。他已经转入地下生活。联邦调查局在找他。不过，他认为，为了结束越战，为了改变国家的对越政策，坐牢是值得的。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出现在公众面前。
听证在下午一点就结束了，然后大法官们将退到后面去做出他们的裁决，什么时候宣布，谁也不知道。6月30日下午2点半，首席大法官伯格简短地宣布了一个没有经过签署的最高法院命令，宣布解除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禁制令。
大法官们的意见
最高法院并没有对这个案件发出一份裁决书，而是每个大法官各自写下了自己的意见，这样等于有了九篇意见书，其中六篇的意见是对新闻界有利的。
大法官PotterStewart的意见，表达了最高法院在“预先约束新闻界”这一点上的共同立场。他在意见书里列举了总统和行政分支的无可匹敌的强大权力，然后指出，唯一真正能够对这样强大的行政有所约束的是，经过启蒙的，获得充分信息的公民大众。只有获得充分信息的持批评态度的大众意见，能够保护民主政府的价值体系。所以，警觉的、无所不晓的、自由的新闻界本身，对实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是最为重要的。对于政府行政机构的保密措施，Stewart大法官说，政府机构有责任考虑必要的保密措施和保密分类，这种措施和分类应该有道德的、政治的和实际的考虑，但是不能变成为了自己而过度保密。他警告说，样样都保密就等于什么也不保密。
最激烈的主张立即撤销禁制令的是雨果·布莱克大法官。他说，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禁制令，每拖延一秒钟都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冒犯。
最高法院6比3的裁决，在全国新闻界引起了难以言说的激动，因为这是他们的立身之本。现在即使是最胆小的报纸也开始刊登关于五角大楼文件的电讯稿，通栏大标题到处可见。在华盛顿邮报，等待最高法院公布裁决的时候，办公室一片寂静。只看到总编室的编辑帕特森从电报室冲出来，跳上桌子，向同事们大喊：“我们赢了！”顿时一片欢呼。7月1日星期四的上午版，华盛顿邮报开始继续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的系列报道。
在纽约时报，当消息传到，先是持续的寂静，人们难以相信这是真的。然后，突然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纽约时报随后的记者招待会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随后，已经准备好的五角大楼文件系列报道开始继续刊登了。
（摘自《如彗星划过夜空》 林达/著 三联出版社出版）
写于2008年8月28日
05级播持专科班一女生携男朋友在鬼节的夜半1点20分打来电话，说他们在楼下等候，期待能上来与我聊聊。20分钟前才送走了一批同学，我感觉些许疲惫，白天还得搬家，于是没了往日的“来者不拒”，直接说我在睡觉。
下午3时半，他们已来过一次。这位女生似乎对自己在新闻评论期末考试中的得分仅为40颇为惊讶，前面的客观题35分，后面的评论写作65分，平时作业也交了，无论如何都不会是这个结果。
我很遗憾这次补考影响了您在专升本道路上的其他努力，但我要向这位同学解释的是：
第一，你们整个年级的前面35分没有一名同学没答对，原因大家都很清楚，这也是我鄙夷其他同专业任课教师职业道德的主要原因。出题教师原本给了客观题50分，但根据播持系甚至咱们学校一向不佳的考风，我故意加大了主观题的分值比重，尽管如此，仍出现了全系同学无一名答错或未答客观题的现象，也就是说，前面的35分没有任何的存在价值，所以我在批改试卷时采取了极端技术手段——客观题一概不看，只看后面两题。您卷面所得的40分，还是照顾到大部分专科同学实际能力后的分数。还应向您补充一下我对新闻系考试的设计：10分客观题，90分主观题，并且没有所谓的“考前复习”，严格、难度颇大的试题我会考虑适度放松评分标准。在此我并非想炫耀自己，只想您有一个比较；
第二，您很奇怪您交了所有的平时作业，为什么还不及格。首先，您从别的同学那里听到的我对作业的要求是彻底错误的——您甚至不知道这课的内容与方向，所以您才会把从网上搜到的关于平民选秀节目的介绍作为“新闻评论节目或栏目风格”的“研究报告”交给我，甚至还不辞辛苦地把一个貌似不错的娱乐节目策划作为了“某个新闻话题的评论策划选题”。请原谅我缺乏巨量的精力把您辛苦抄来的作业退还您，并详细注明您的失误所在——理论上，您可以不把我当回事，但我不能不把你当回事，因为我有自己的职业道德；理论上，按照我批阅评论或作业10分钟/同学计算，上学期3份平时作业，（3×400×10）/60=200小时，或许这比不上您一个月的逛街或者上网时间，但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我愿意承担上述负担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想把整个考核体系设计得尽可能公平，以保证同学们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或许勤奋的您。我不敢保证100%公平，但起码是90%。何况，我上学期教授的400多名同学里面，您不是唯一一个上课缺席，也不是唯一一个期末前才把所有的作业交上来的同学，也就是您没有这个特权要求我把原本很复杂的作业设计再给您补充一遍，况且您在这次找我之前并未提出这样的请求；
第三，关于最终分数。您的卷面是40分，最终成绩也是40分，您对平时成绩未能记入总分表示质疑。根据我对总成绩的设计，第一次作业总分为10分，第二次成绩为20，第三次为30分，您的期末成绩卷面100分折算为总分40分。您的第一次作业成绩为5分，第二次为10分，第三次我未查到原始记录，估计有以下三个原因：1、您没交；2、我没收到；3、偏题太远我干脆不计算成绩。不过，我仍然以因故未收到您的作业的原因折算为系数0.6，也就是18分计算。那么总分：5+10+18+16=49。您确实会认为49分看起来比40分舒服，可耗费我的数学能力去计算复杂的总成绩的，应是那些总分在60分以上的同学，60与70、70与80是对他们水平及能力的肯定，换言之，在实际作用上，40分与49分，1分与59分没有任何区别。当然，我得坦白确实打过仅仅为1分的期末成绩，以一种极不严谨的方式对待您们的考试结果是我的错，不过请恕我认为这种事实上的报复带有明显的幽默性质，就象您们在答题中体现出来的一样。
第四，我从未说过只要平时作业都交了的，期末考试就一概通过——这是一个具备正常智商的人都能理解的谬误。我只是在激发与保护“天才”的思考中说出了以下话语：如果您觉得您足够牛B，就可以不来上我的课，不交平时作业，只要您期末考试能以或严密深邃的思想，或文采华丽的文字，或奇异独特的观点来征服我。事实上，确实有少数同学是这样做的，他们获得了我对他们能力的认可。可是，您卷面40分的成绩确实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豁免条件，虽然我水平有限，不过区分简单的优劣能力还是具备的。或许当面说您对自己的能力过度自信可能伤害了您的话，我表示道歉，我一向希望大家能在学习与做人上感到适度的自卑，走出85后的盲目自大，以谦逊的态度去主动缩小事实上能力的鸿沟，可您太忙，或者我不具备足够的能力与魅力去吸引您走入我的课堂，我对此表示谨慎的歉意；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我不可能伪造我把您的期末成绩登记错了的证明。1、我对您的学习能力升本存在足够的质疑，你们班学习比您好的同学不少，而且还至少存在一个不输于本科优生的相对优秀的同学，我对她不能升本也存在足够的质疑，当然，我仅仅是从学习态度观察，不包括其他方面。既然这个体系已不公平，那么我希望在我这里，在我的权力范围内得到纠正；2、对于一个以造假获得非正当利益的学生，和一个以造假换取非正当利益的教师，都没有什么可说的；3、原始试卷在我批改完后已上交教务处，包括复制后的平时成绩册，也就是说您的成绩已有白纸黑字记载，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查阅这些原始记录得到真相，您期望我帮您伪造这份证明实在是低估了我和其他人的智商，当然如果您执着于修改您的正式考试成绩，那么请找教务处的老师帮助您，我无能为力；4、别拿领导来压我，千万不要因为您对我的无知而导致领导们脸上无光，并且，如果您真能祭出领导这面大旗，您何必半夜三更找我这个穷教师绕弯——要知道黑锅可不是这样背的。所以，我这儿，您还是省省吧。
最后，您完全可以不来上我课或者在背后骂我变态，我宽恕你！上梁不正下梁歪，我多少知道一些关于你们系里的情况，不全怪你。如果您认为我是您遇到的最无耻的老师，我很荣幸接受这份荣誉！如果您认为我不配当您的老师，我对此深表欢欣！
（伪联社7月22日成都电 记者 朱大嫦） 300余名藏族人于22日在其聚居区武侯祠附近举行了一场反对藏独的小型集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成都拥有房产。
次仁罗布，一个农奴的孙子，在当雄县拥有一家规模不小的夜总会，专程从西藏自治区赶来。他说，中共为发展西藏经济贡献了巨大力量，甚至付出了象孔繁森这样灵与肉的代价。目前，连西藏最偏僻的区县都有发达的服务产业，西藏人民，尤其是男人，简直不能想象离开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后该怎样*生活下去。更何况，发展低噪音、低污染的服务产业是西藏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居住在成都的达娃愤怒地说，达赖口口声声为了广大西藏人民的利益，如果西藏真独立了，他去印度给咱们弄几十万个回来？因此，达赖的藏独言论是不能代表广大西藏人民心意的，是极其不负责任的。相比之下，中央的“三个代表”，代表了西藏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央的“和谐社会”，恰恰是要“和谐”咱们藏族人民的身体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求。
太阳岛，一个由拉萨河冲积而成的大岛，来自四川的殷小酾女士难以忘怀这个地方。作为特邀代表的她发言说，感谢西藏自治区政府的政策扶持，将以往这个乱草丛生的地方改造成为拉萨最有活力的第三产业基地。“曾经区委大门是往东面开的，但那都是‘左’的错，啥都要向着‘东方红’……现在政府与时俱进，将门开着朝南，正对着太阳岛，这才叫搞活经济发展嘛。”
殷是去年秋天才回到四川的，此前她已在太阳岛的一家豪华夜总会内工作过一年。“几乎每晚都会去对面上门服务，太累了，所以才回来的。”现在她在成都拥有两套100平米以上位于二环内的住房，房产均价6000元以上。
有资料显示，在拉萨的旅游旺季7、8月，加流动人口在内市区总共30万，其中从事特种服务行业的人就有3、4万。这一部分人口至今还被达赖视为汉族利用人口进行入侵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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